信息化是以信息技术的工具性支撑和创造性应用影响经济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过程。新时期信息化的内涵呈现客体扩展、角色转变、发展深化、价值跃迁四大新特征。党的以来，通过夯实信息基础设施、壮大数字经济、提升数治能力、信息普惠利民，我国信息化建设成效显著。展望未来，数据要素创新、算力引擎赋能、平台跨界融通、绿色低碳共享将成为信息化驱动引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趋向。
信息化是建立在信息技术、产业发展与信息技术在社会经济各部门扩散的基础上，以信息技术的工具性支撑和创造性应用影响经济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过程。习总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要充分发挥信息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作用”。从《“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提出“全面增强信息化发展能力，全面提升信息化应用水平，推动信息技术更好服务经济升级和民生改善”到《“十四五”国家信息化规划》强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建设数字中国为总目标，以加快数字化发展为总抓手，发挥信息化对经济社会的驱动引领作用，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加快建设现代经济体系”，不难发现，从信息技术到数字技术，从信息化到数字化，从支撑服务到创新引领，信息化的技术内涵持续演进，信息化应用的广度深度不断延展，信息化的技术经济范式酝酿突变。
习总深刻指出：“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要适应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信息化培育新动能，用新动能推动新发展，以新发展创造新辉煌”。“十四五”时期，我国信息化进入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中国的新阶段。面向新时代新征程，把握新时期信息化的内涵特征，总结以来我国信息化建设的成功经验，明确信息化驱动引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时代使命、路径选择与未来趋向，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信息技术一般指主动处理并且存储、传递信息的以机器为基础的技术。回望历史，信息技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应用经历了两次高速发展浪潮，可以分别称为信息化1.0和2.0阶段。信息化1.0始于20世纪80年代，伴随硬件芯片和软件操作系统的进步，个人电脑开始大规模普及应用，这一时期，以单机操作、办公自动化、纸介质信息的数位化为主要特征，不仅促使计算机信息管理系统取代纯手工处理，也让个人的信息获取、存储和处理效能进步神速，组织的劳动生产率明显提升。信息化2.0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经历了桌面互联网（19952011）和移动互联网（20122019）的大规模部署与广泛使用，在实现人与人信息高效连接，任务实时协作的同时，也加速个人、组织、产业和社会行为数据的流转与汇聚。这一时期以信息实时交互，人机网络互联为主要特征，与物理世界相对应的数字虚拟世界孕育发展，信息技术趋向融合，信息化应用驱动个人、组织、产业和社会转型升级。
党的尤其是2015年以来，全球信息化进入全面渗透、跨界融合、驱动转型、引领发展的新阶段。信息技术创新代际周期大幅缩短，信息技术与其他新技术加速演进融合，信息化应用潜能裂变式释放，数据资源体量指数式增长，更快速度、更广范围、更深程度地引发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变革。概括来看，新时期信息化的内涵呈现客体扩展、角色转变、发展深化、价值跃迁四大新特征。
信息化技术内涵外延持续演进。信息技术通常包括信息获取（传感）、信息传递（通信）、信息处理（计算机）和信息控制四类技术。诞生以来，主要服务于人，满足人对信息的获取、存储、处理与分析、控制的需要，是对人的感官（五官）和认知器官（大脑）的扩展与外化。数字技术通常被视为是信息获取、传递、处理和控制技术的组合。服务对象，由以人为中心向“人机物”三元扩展，满足人对机、物（自然产物及人工制品）所处状态的实时了解，并能对机、物所处状态实时改变，它是增强人对物理世界控制能力的体现。信息化客体的延展，驱动人人信息互联向万物智能感知、智能联接、智能控制演进，信息化的技术外延也将涵盖一切实现“人机物”一体，具有融合互促特性的使能新技术。
信息化应用在不同时期各有特点。在个体使用、组织采纳的早期阶段，信息化应用更多扮演工具和桥梁的角色，提升工作效率，辅助管理决策，支撑业务运营；随着信息化应用向千行百业的广泛渗透与融入深化，越来越凸显其升级助推和转型赋能的引擎角色。以5G、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是典型的通用技术，与传统信息技术相比，既具有广泛适用和创新互补特征，能对众多产品或产业产生替代或互补效应，也具有关联互鉴、融合共生的特点。新一代信息技术引致的数字化创新，既是颠覆式创新者，不断打造新产品（服务），重塑新流程，孕育新业态；也是组合式创新者，推动产品服务融合，加速线上线下一体，促进数实共生；还是需求激发型创新者，识别用户潜在需求，创新技术应用场景，按需定制价值主张。信息化应用角色的转变不仅加快传统产业的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改造，也将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新领域、新赛道。
信息化建设分阶段递进。大量实践表明，信息化的发展既存在着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顺序进阶，也存在数字化、网络化升级与补课同在，智能化改造与创新共存的并行进级。从复杂适应性系统的视角审视，信息化的发展是信息技术与其他前沿科技交织影响，用户需求与供给创造互为因果，政策指引与企业实践相互依托的持续演化的过程。由于个体、组织、产业和不同地域存在着资源禀赋和技术吸纳能力差异，信息化的发展在不同层面也存在着先行者、跟随者与落后者的不同。个体层面已形成数字原住民和数字迁移民的数字技能鸿沟，组织层面已存在数字化转型标杆先锋和滞后跟进的差异，产业层面已显现传统产业和数智产业增速的分化，地域层面已呈现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梯次格局。考虑到所处信息化发展阶段影响各类主体的最优路径选择，无论是个体还是组织，既要向智能化创新和融合化发展方向迈进，也需要补短板、强弱项，夯实“智改数转”基础。
长期以来信息技术的投资价值和使用价值因存在统计缺失、数据错配等争议，在统计报表里难见踪影，但众多的组织实践表明，信息技术应用带来的自动化效应、信息协同效应和促转型效应，不仅提升人员生产率，降低运营和管理成本，改善消费者体验，也帮助各类组织拓展新客户、新业务，扩大竞争优势。伴随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服务的泛在应用，物理世界孤立分隔的人、机、物向数字世界映射的主体互联交汇。新时期的信息化价值从技术要素使能转向数据要素赋能，呈现三种独特机制：
一是要素重构，各类信息化应用产生的海量数据交互、融合、共享、流通，提高劳动、资本、技术、土地等传统要素资源配置效率；二是价值创新，数据+算法驱动的用户侧需求洞察和供给侧定制设计，促进供需联动，激发应用场景和模式业态创新；三是网络重塑，随着数据来源的丰富，数据体量的增大，数据要素之间、数据要素与其他生产要素之间建立链接网络，通过直接网络和间接网络效应，逐步形成具有自生长、自响应、自反馈的数据空间生态系统，不仅重塑原有的生态体系，也增进数据要素的共享普惠。
信息化内涵的时代之变，既是供给端、需求侧和技术端多方交织、不断演进的产物，也受到政府顶层设计与政策迭代指引的影响。党的以来，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信息时代的“时”与“势”，统筹协调涉及、经济、文化、社会等领域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重大问题，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实施一系列重大举措，信息化建设提速，不断迈上新台阶，不仅驱动引领中国经济社会从工业时代迈进数字时代，也为全人类社会的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转型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概括而言，党的以来，我国信息化驱动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有以下四点值得重点关注：
信息基础设施是信息化发展的基石，既是具有通用技术特征的新一代信息技术扩散的重要表现，兼具技术密集和普遍服务的双重特点，同时也是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和智慧社会的先决条件。
党的以来，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领先、技术先进、性能优越的信息基础设施。网络基础设施方面，截至2023年9月，我国累计建成开通5G基站318.9万个，5G网络覆盖全国所有地级市、县城城区，5G应用已广泛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67个。算力基础设施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底，我国算力总规模达到180EFLOPS（每秒18000京次浮点运算），位居世界第二。
面向高质量发展需要的信息基础设施，以提供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等服务为宗旨，尽管具有基础性、先导性特点，但也存在需求弹性、回报不确定等难题。我国政府采用顶层设计、滚动规划、建用互促的统筹思想，通过综合性政策鼓励，专项性政策扶持以及配套性政策支持，以5G网络、全国一体化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等为抓手，适度超前建设信息基础设施，打通信息“大动脉”，筑牢夯实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数字底座”。
数字经济以数据资源为关键要素，以信息通信技术融合应用、全要素数字化转型为重要推动力，是促进公平与效率更加统一的新经济形态，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
受益于技术进步及应用普及的发展红利，党的以来，我国数字产业创新能力加快提升，产业数字化转型提档加速，公共服务数字化深入推进，数字经济治理水平持续提升。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3）》显示：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50.2万亿元，位居全球第二，数字经济占GDP比重达到41.5%。产业数字化占数字经济的比重由2007年的52.9%提升至2022年的81.7%。数字经济全要素生产率从2012年的1.66上升至2022年的1.75，对国民经济生产效率提升起到支撑、拉动作用。新冠疫情期间，数字经济相关产业的“逆周期”波动上升，显现较强的产业韧性与辐射带动作用。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不仅有利于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也有利于加快构建具有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特征和符合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要求的高质量现代化产业体系。
信息化的发展和繁荣，经济社会的转型升级离不开国家治理体系和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同步推进。习总指出：“要强化互联网思维，利用互联网扁平化、交互式、快捷性优势，推进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用信息化手段更好感知社会态势、畅通沟通渠道、辅助决策施政。”党的以来，我国政务信息化得到了长足发展，从技术支撑的政务管理转向技术赋能的服务治理，展现三大变化：
一是从科层式有距离感的分级管理向线上线下一体的无缝服务转变。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技术为依托，变“群众跑腿”为“数据跑路”的服务新模式，不仅推动数字政务服务向“多服务汇聚，全流程在线”深化，还呈现“入口上移、服务下沉”态势，政务服务的“难点”“堵点”和“痛点”逐渐消解。
二是从政府管理走向更加开放、更为科学的政务治理。随着政务信息公开、数据开放等制度的建立，公众可以第一时间获取政务信息，民众参与、社会监督的协同共治方兴未艾。
三是政务运行由传统的手工作业趋向智能处理。在线智能客服，拓展政务服务交互渠道；流程机器人应用，加快公务批文智能流转；舆情大数据监测，洞察民情社情。
习总强调：“网信事业发展必须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适应人民期待和需求，加快信息化服务普及，降低应用成本，为老百姓提供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的信息服务。”2016年以来，我国在信息服务“用得上”“用得起”方面进步显著。数据显示，“十三五”时期我国网络提速明显，光纤用户占比从34%提升至93%，4G用户占比从7.6%提升至81%，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资费大幅下降，固定宽带和手机流量平均资费下降均超过95%，各项举措每年惠及通信用户10亿人次以上。在信息服务“用得好”方面，数字消费活力全面释放，数字文化下沉趋势凸显。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6。